“双抢”需进行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劳动。
每当夏季来临，特别是进入酷热时段，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焦虑:每天翻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，关心阳光、高温等信息，怕热几乎怕到了恐惧的程度。落下怕热这个“毛病”的根源，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江西军垦农场参与的“双抢”。
1970年5月，我随上海知青下乡洪流来到江西九江永修——军垦农场八团十二连六排务农。老职工看我们只有十七八岁，什么活儿也不会干，对我们很照顾。田里劳动有老职工罩着，我们并不感觉劳动非常艰苦；但在知青连队，四五十个争强好胜、精力旺盛的小伙子编在一起，组成一个农耕排，能量和气势骤变。环境变了，情势也变了，我当然也得变——必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，争当先锋模范。于是，我每天第一个起床出操，最后一个熄灯睡觉；劳动时，脏活、重活抢着干，而且要比别人多干。为过劳动关，我真真实实吃了很多苦。
农业劳动的艰苦我还能承受，但盛夏“双抢”的炎热，却让我难以忍受，差一点败下阵来。双季稻的九江地区，7月下旬至8月上旬的“双抢”——“抢收早稻，抢种晚稻”，是事关全年粮食丰收的关键，而这个时候也正是最潮湿最闷热的。我们每日天蒙蒙亮起床去食堂吃早饭，放下碗筷立即去指定的稻田割稻，然后便是脱谷、犁地、耙田、拔秧苗、插秧……从天亮一直干到天黑；插秧日则起得更早，天不亮4时便起床去拔秧，然后插秧，直到干完。
“双抢”需进行十几小时高强度的劳动，只有中午吃饭时我们才能休息一二个小时，是一年中日劳动时间最长、强度最大的。一个“双抢”下来，人晒得乌漆墨黑，不仅脱了一层皮，还要掉去几斤肉……我所在的八团农场位于平原丘陵地区，“双抢”时阳光毒辣炙人，地表极端气温高达45摄氏度左右，人在农田干活，犹如蒸桑拿。炽烈的阳光照射到人的头顶、脸庞、腰背，火辣滚烫，脸上的汗不停地流出，擦都来不及擦。我是“四眼”，又是蒸笼头，脸部汗腺发达，汗水特别多，劳动时满头大汗，汗水像无数个小虫在脸上抓爬，奇痒无比，极其难受。无论是割稻还是插秧，干活时人都要弯腰低头，像我这种脸上出汗多的人就苦了:汗水自然而然流到嘴唇、流进嘴巴，咸滋滋的，吐也吐不尽；流到眼里，辣得睁不开眼睛；滴落在眼镜镜片上，看出去一片模糊。闷热，让人喘不过气来；汗水，让人湿透全身衣服；口渴，喝完自带的水，就喝稻田旁水沟里的水。
“双抢”实在太热了，那种苦不堪言的热，由此引发的汗、累、苦……令我刻骨铭心，终生难忘。长时间在极端高温下超强度劳动，人已精疲力尽，停下休息是消除疲劳最好的办法。但我不肯，我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，因为稍事停息，就会影响田间生产劳动进度，也会影响我吃苦耐劳的模范形象和带头作用。一个“双抢”，造成我对烈日、闷热和汗水的强烈抵触感和恐惧感，它成了笼罩在我心头抹不去的阴影。直到20年后在异国他乡遇到同样强烈阳光高温环境下的劳动，我仍会条件反射，出现相当的焦虑和不适。
1973年9月我离开农村回到城市，从此不再从事农业劳动。这看上去似乎很幸运，但不幸的是我带回了对热的恐惧:“双抢”的经历让我成了“病人”，患上了怕太阳、怕高温、怕炎热的毛病。我常想，如果我在农村再多几年锻炼，也许会养成吃苦耐劳又耐高温炎热的习惯；或者，如果那时我不去农村，也许我就没有对高温炎热的恐惧感。但如今回想起来，特别是体验过农业劳动的艰辛和盛夏“双抢”的苦与热，我对农村、对农民有了较多的认识和感情。农民兄弟真不容易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珍惜他们的劳动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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